将人民民主原则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方面，使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对于单行法明确规定的市场监管事项属于行业监管部门的事项，由行业部门负责。4.效能原则 提高效率一直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相应的，寻找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行政安排也成了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整合部门最多，职能最为广泛。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都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制定一部基础性的市场监管基本法，有利于框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和行为规则。根据市场失灵的不同问题，市场监管基本法应集成不同类型的监管手段，按照监管的性质、对象、方法、目标与趋势等不同标准，服务差异化的监管目标，优化经济性监管、社会性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不同类型监管工具。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立足于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具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
当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市场监管重在维护市场秩序。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作为执行机关的行政机关，除承担执行职能外，有必要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决策权。
对改革成本的预估、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对制度如何调整的判断等，都是重点分析内容规范化的授权，既应设置有效治理的充足制度空间，也应重视因此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主要素，力求创设一个能够有机融合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的规范结构。不过，应当注意，不同权力在分工基础上的各司其职，是任何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前提。《立法法》第9、13、74条分别明确了三类授权，但不能覆盖实践中的多种授权类型。
此种授权，不是从权力设定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为满足实践需要对宪法权力结构进行的权宜调整，产生了职权转移的效果，属于职权的第二次配置。被授权机关要获得授权，除了向授权机关阐明授权符合实践需要之外，更要说明授权合乎宪法的理由。
据此，不允许对此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试点，也严格禁止通过授权将此类事项授出。从保留程度及其对应的宪法规定方式来看，宪法保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宪法专属，即有关国家性质、国体、政体等关涉国家建构全局和政治统合根基的问题，只能由宪法规定。当这种影响可能冲击到权力配置的基础价值时，有关授权的宪法思考就显得愈发紧迫。作为一项沟通机制，授权立足于对特定事务和领域内立法和行政关系（有时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预先判断，精准定位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制度阻碍点，在此基础上逐一研判授权的合法性、必要性、范围、方式和期限。
1.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立法类职权可授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同职权分别对应于它的不同性质、地位和功能，这也是判断职权可否授出的基准。基于职能实现的需要，部分国家机关也配置有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能。就此而言，符合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授权，理性化程度自然就高。对应权宜调整、动态稳定两种情形，授权在权力结构中分别具有相对清晰的定位。
基于事项、职权与机关相匹配原理，在授权时，应当厘清改革事项所涉各项职权及其对应政府部门，明确各部门试点权限和职责。宪法权力结构从体制层面融合了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从权力配置出发的宪法整体性思考，是对授权进行规范建构的宪法立足点，也是授权作为一项宪法实践创新上升为宪法制度的理据所在。
另一种研究路径则主张，2015年《立法法》新增加的第13条确认了授权的合法性，已在宪法性法律的层面上回应了合宪性质疑。在权力结构无法及时调整的情形下，便可通过授权来实现个别调整，以暂时弥补权力配置在特定任务和职能上的不足，同时为未来全面调整做准备。
然而，兜底条款并非无原则的口袋，而应有其客观标准和限度。权力混合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1）宪法在制定时难以实现权力的绝对清晰划分，因而在部分领域选择留白，有待理论和实践发展来不断清晰化。宪法保留是指某些关涉国家根本的事项专属于宪法，只能由宪法进行规定，即宪法专属。在我国，权力目标更追求治理绩效而不是制衡，权力配置更强调分工协作而不是分立，宪法权力结构具有相对开放性。各国家机关有其专属职权范围，各司其职，由此形成合理分工的权力配置基础格局。依循人民意志的表达、执行和监督之运行过程，我国构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体系，各国家机关在这个体系中对应特定职能。
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决定了跨权力协作面临诸多体制障碍，不会像在行政系统内那么方便。（一）有效治理与权力结构的权宜调整 与西方国家遵循的分权原则不同，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
（2）授出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立法类职权，应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协调。此外，还有一些数量较少且尚未被法律确认的授权，例如，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等等。
二是授权国家机关或地方根据改革发展需要暂停或调整适用法律部分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优位下，根据国家目标划分为立法、行政、监察、审判、检察、军事六项职能，根据职能属性设置国家机关。
三是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授权决定的作出主要是为满足改革发展需要，但实践中很少去反思，授权引发的职权转移是否会背离宪法权力配置的初衷？频繁进行授权，是否会冲击到稳定的宪法权力结构？个别授权导致的局部性职权转移，倒不至于对宪法权力结构产生多大影响，但频繁授权引发的大范围职权变动，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增加其不确定性。上述观点忽略了这个前提，既未关注到该条潜含着不当扩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可能，也未意识到授权改革试点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从权力配置的视角来看，进一步揭示授权的宪制功能，既有助于强化对授权宪法定位的确信，也有助于提升对授权规范化和理性化的认知。
二是宪法优先，即有关宪法基本原则、国家象征、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基本权利体系等关涉国家组织和运行的基本问题，只能由宪法进行首创性规定。民主集中制将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两种价值分别贯彻于不同结构和环节，以结构化的宪法体制设计，实现不同结构的系统关联和功能耦合，试图融合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
就此而言，授权顺应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引，以职能实现最优化为导向，在机制上以确定性的宪法决定完成了权力混合领域的职权分配，从而快速澄清模糊状态，实现具体事务的有效治理。然而，产生这一实效的前提是，该宪法性法律没有破坏宪法的整体性，且维持了宪法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四、权力配置视角下授权的功能 授权作为宪法权力结构进行权宜调整的规范机制，承载着促进权力结构更好适应实践需要的功能。权力机关通过决定权或立法权确定了大方向，执行机关在该方向约束下仍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裁量。
这一机制不仅是对试点方案的评价、总结和反思，也是对职权设置的评价、总结和反思。但如果权宜调整过于频繁，则可能冲击到作为基础秩序的合理分工格局。当然，授权须将自身置于宪法为权宜调整所设定的规范约束之下，如此，不仅不会挑战和破坏合理分工，反而还可形成对合理分工的动态补足，彰显其宪制正当性。一方面，法律保留原则是立法和行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节器，在当代立法与行政关系更多强调协作的背景下，法律保留原则更为关注对行政的民主控制。
（五）授权机关设置民主控制机制 完成上述分析后，最后要考量改革试点工作是否能够受到有效的民主控制，判断授权机关有没有放弃民主责任。在满足实践需要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宪法权力结构的协调，方是稳妥可行的态度。
此时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运用功能适当原则，比较分析哪个机关在组织、机构、程序、人员上更适合承担该项职能，最有可能作出正确决定，据此确定行使职能的机关。基于此，从宪法权力配置视角来审视授权对宪法权力结构的影响，立足宪法权力配置的价值和规范，来厘清授权在宪法权力结构中的规范定位，是回应实践问题、澄清理论争议的当务之急。
我们对重大行政决策尚且规定了程序办法，举轻以明重，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试点工作自然应当接受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制，诸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机制也有必要纳入改革试点程序中。所以，权力混合不仅不是制宪疏漏，反而应被视为权力结构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保留的自我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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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数字政府这一行政实践的法治观察，本文将从一个较为广义的角度来描述数字政府的内涵，同时辅以对数字政府特征的列举，从而相对较为弹性地界定出数字政府的外延。
市场监管的全部职责不可能由一个职能部门来实现，而应当在一级政府负总责的前提下由各职能部门协调一致地完成。
因此，同等有效的手段只能是指多个不同对待的手段，这些手段都具备了妥当性，即能够实现区分的目的，而具有了同等有效性。
能否进行区别对待取决于差别的合理性，并不取决于是否限制了某个自由权，否则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无法进行，因为区别对待必然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
为适应犯罪结构变化，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彰显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势，2020年1月，全国检察长会议正式提出少捕慎诉慎押要求，逐步形成刑事检察理念。